《日知文集》首发式暨“日知世界史奖”发布会纪实
融贯中西 传承文明
——《日知文集》首发式暨“日知世界史奖”发布会纪实
编者按：东北师范大学与高等教育出版社举办的“《日知文集》首发式暨‘日知世界史奖’发布会”于2012年7月22日上午10时在北京友谊宾馆会议室举行。教育部郝平副部长、社科司张东刚副司长等领导莅临，京津两地史学界名宿、林志纯先生（笔名“日知”）生前友好及弟子、学术出版界代表30余人云集一堂。
会议中郝平副部长就林志纯先生在世界古代史领域所做杰出贡献以及我国世界史研究与人才培养发表重要讲话，向《日知文集》的整理出版致贺并对东北师范大学在开展世界古代史研究与教学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评价，并充分肯定了“日知世界史奖”设立的重大意义。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刘益春代表学校宣布，为纪念林志纯先生，表彰其对我国世界史研究与学科建设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为繁荣我国世界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与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共同设立“日知世界史奖”。与会的部分史学界专家学者就林志纯先生的学术与教学以及与先生的交谊发言。首发式暨发布会由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柳海民主持。
会议发言摘要
郝平：
日知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历史教育家、世界古典文明史学科和研究事业的奠基人，在中外史学界有很广泛的影响。他在世界古代史学科体系的构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基本性质及特色的认识以及中西古典文明史研究等重大领域都有独创性的建树。《日知文集》凝聚了林先生一生治学的心血。他的论著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子。《日知文集》的编纂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后期项目支持，其发布是我国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史上的一件盛事。在林先生带领下，东北师范大学成为国际、国内公认的中国亚述学、埃及学和古典学研究基地和人才培养中心。国内绝大多数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都是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的毕业生或进修生。东北师范大学拥有全国惟一、亚洲一流的专业文献资料中心。围绕中西古典学研究，东北师范大学产出一大批以《世界上古史纲》为代表的高水平研究成果，对历史学繁荣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东北师范大学的领导特别重视古代世界史的研究，令人欣慰。基础学科被大学忽视后，很难培养相关人才，所以东北师大作为世界古代史基地至为重要。教育部国家留学基金委愿意资助学生、老师到国外学习交流。他们学成回来教书，可使世界古代史的事业代代相传。东北师范大学等学校应该继续高度重视发展世界古代史学科。特别面对当前经济社会条件发展迅速的现实，青年人的眼光被引向金融、经济和其他一些应用性学科。教育部更应该注意全力支持历史学这样的基础学科，继续巩固、发展、培养人才。在这方面，东北师范大学等校发挥了重要作用。东北师范大学在长期的办学历史中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浓厚氛围和优良的办学传统。日知先生既是一代学术大师，又是东北师范大学杰出代表。今天东北师范大学又与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共同设立“日知世界史奖”，用于奖励在世界史研究方面做出突出的学者。这体现了，学校和学术界对学术英才的尊重和高度支持，也体现了学校对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担当，必将对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建设、发展和人才培养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最后，我代表教育部，向《日知文集》的出版以及“日知世界史奖”的设立表示衷心地祝贺。祝愿东北师范大学在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马克垚教授（北京大学）：
我和日知先生的研究领域不同，但我得到他许多教诲。20世纪60年代编写周吴本《世界通史》过程中我就和林先生相识，以后就有些来往。林先生在世界史研究上确实有很大的建树，在开创世界史教学体系与研究工作方面有非常大的功劳。我体会，他既具有超前意识、高瞻远瞩，又有拼命三郎的工作精神。80年代早期，教育部召集我们谈学科建设，林先生提出要在东北师大成立古典所。当时林先生希望教育部拨经费以便聘请外国学者到中国教书，教希腊、拉丁，而且要教亚述学、埃及学。我们很赞成，但是当时认为没有西方学者、苏联学者那样深厚的学术底蕴，所以担心办不成。那时刚改革开放，但林先生却敢于行动，将古典所创办起来。而且他很有雄心，建议在北大、武大、南开和北师大也各办一个古典所，还主动要求免费给北大的有志学习古代史的学生讲课。为了办古典所，他常常召集我们讨论。当时他住在人民出版社的地下室，所以常常早上6点召集刘家和、王敦书、廖学盛到我家，安排创办古典所的事情。现在东北师大有最好的古代史方面的藏书。但当时条件不及现在，林先生要买新书，就一直等在北京图书馆的馆长办公室要求订购。林先生的拼命精神和林先生那样高瞻远瞩是我们后辈难以企及的。我们在世界上古史研究方面有这么大的成绩，都是受益于林先生。现在，我国各高等院校世界上古史领域的师资基本上都是从东北师大毕业的，而且东北师大不断为我们输送师资。在这一领域我们虽然与西方学界的研究还有差距，但是毕竟有了前进的基础。这得益于林先生的贡献。今天我们纪念林先生也要学习这种精神。此外，林先生对学问有独到的见解。他研究世界古代史学习外国，但是他总结出来自己的观点，即古代国家从城邦到帝国的发展途径。而且林先生研究世界史善于运用其深厚的国学功底。他研究中国古典文献，提出中国上古的城邦说。这些研究证明了中国古代也有城邦、有民主，也证明古代国家普遍经历了从城邦到帝国的这一共同发展道路。我觉得，学界应该将林先生的学术进行深入研究并发扬光大。
张椿年（中国社会科学院）：
我认识林先生也是在六十年代初，也是因为周吴本《世界通史》写作。自此直到他去世，先后有50多年。在中国史学界，林先生真正称得上是一心为公。他丝毫不计个人得失，为了学术事业，不顾一切、全力以赴。今天举行“《日知文集》首发式”就是对林先生的纪念。下面我谈两点。第一点，林先生是我们中国世界古代史的奠基人。首先，林先生的个人学术影响了、引导了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的前进方向。因为他国学基础相当深厚，通过中外的比较得出自己的观点，所以他的研究很有价值，比如关于城邦的问题。后来林先生研究城邦问题还得到社科院科研局的资助。这项研究的成果结为一本文集，其中有好多很棒的文章。其次，林先生注重学科建设。他呼吁教委重视世界古代史研究工作的两封信都是在我的办公室里起草写的，我参予了讨论。此外，林先生特别关心年轻人才的培养。当时出国相当困难，要争取名额问题很不容易。我记得林先生为了争取一个学生去法国深造费尽了心血。可见，林先生在学术影响，学科建设以及人才培养三个方面都有很大的贡献。第二点，林先生有非常鲜活的个性，并且与他的事业相结合。首先，林先生是相当刻苦的。1980年的1月至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15位历史学家出国参加国际历史学大会。当时林先生和吴于廑先生同住。吴先生讲，林先生有晚上起来读书的习惯。可见林先生年岁虽大但非常勤奋。另外，我们参加国际讨论会，除了学术交流，当时认为还要应对苏联和美国学者的刁难，很紧张。但开会时，林先生不见了，原来他在图书馆找资料。当时气氛紧张，他却一心为学。从这些具体的事情可见林先生的勤奋。林先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与他的勤奋是分不开的。林先生另一个鲜明的个性是他既敢于通过思考提出自己的观点并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我记得，林先生跟吴于廑先生争论世界史上近代的起点问题，十分激烈。林先生认为近代的起点是文艺复兴，吴先生认为应该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林先生认为要从文明的角度来分期，尚未有具体论述，但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一直争论到我请他们去用餐，林先生仍不罢休。
刘家和（北京师范大学）：
刚才两位先生的讲话引起了我许多回忆。在座各位最早跟林先生接触的人可能是我。53年冬天林先生到京，我们初次见面。55年，我到东北师大参加苏联专家讲授的进修班，中方导师则是林先生。虽然苏联专家很重要，但某种程度上林先生更重要。林先生是教育家，培养了几代学生。他是学问家，做仔细的研究。他还是组织家，做了很多事。林先生很能办事。苏联专家到东北师大办进修班很大程度是因为林先生懂俄文。他主持进修班培养出一批人；后来还创办古典所。我有幸应张强教授之邀为《日知文集》做序，其中提到几点。第一点，林先生气度不凡，视野开阔。刚才两位提到，林先生要做中国人的古典学，中国自己的世界史学科。他由中国史转入世界史研究已有明确的观念。主持东北师大进修时，他不止一次说，做世界史论文不是拿国外教材和文章来堆砌，而是要用治中国史的方法研究世界史。我后来写论文都遵循这个方法。在老一辈学人中，林先生对世界史研究贡献更大一些。第二点，林先生最大的特点是培养新人。他主持进修班，就将培养新人作为与搞好研究基础同等重要的工作重点。第三点，林先生一生追求真理，也能够随着时代前进。林先生是带领世界古代史学界学习苏联的领军人物，其他留学英美的老先生做不到。当时学习苏联是有意义的，但林先生却清楚研究也必须掌握德文和英文资料。林先生开给我的书单就以英文为主。而且林先生订购图书，虽然有不少俄文书，但英文书更多。当时东北师大买了大量英文书，这鲜为人知。林先生学习苏联并非亦步亦趋。他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讲过苏联的观点，翻译了苏联的教材，讲课采用这些观点，写文章持论也基本如此。可是后来他认真学习马克思的《资本主义以前诸形态》和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全部经典著作，改变了看法。文革后期，他住在人民出版社的地下室。我去拜访，发现他做了好多这方面的资料收集。后来，他才写《亚细亚生产方式——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发表在《历史研究》。他推崇马克思主义，认为苏联的主张不会高过马克思主义。所以他回到经典著作，写了那篇文章。这个观点客观上伤害了国内的某些学者，但也是在自我批评。所以说，林先生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最后，林先生的学术是开拓的。比如城邦问题，他是想通过这一点把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是想说中国人的世界史问题。中国人的世界史学科不能把中国排除在外，要做比较研究。他以一人之力做这样的研究，兹事体大。林先生的城邦研究有贡献，也有争议。然而研究就不会无争议。林先生是个开创者，凡开创者不可能完美。所以，看待《日知文集》无须求全求美，而要视为开放的东西，体会一种开放的精神。
齐世荣（首都师范大学）：
以上发言的几位在业务上跟林先生关系很密切。我跟林先生的交往不多，而且我们专业不同，他的业务我不能评论。但我特别佩服林先生对事业的追求。林先生为办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有些特殊的办法。他希望我们学校设立一些名额，选拔学生专门学习世界古代史，毕业后出国进修。当时师范教育就是培养师资，他的要求很难做到。第一次我很客气地解释，但林先生并不理会，几次打电话，还请人游说。后来我斩钉截铁地拒绝，他才作罢。林先生和我并无私交，但为了事业他揪着我不放，足见对事业的执著。这种精神现在很少见，也没有人会做这种事情。学者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自己搞学问，以学问影响人；还有一种类型，兼为学者和组织家。前辈如傅斯年、顾颉刚既是著名学者，又是大组织家。燕京大学的洪煨莲先生、清华大学的蒋廷黻先生也如此。他们都是既搞学问，又培养人。林先生也是这样。中国过去研究世界古代史的人很少。埃及学、亚述学、赫梯学都是从林先生起，才培养出一些人。林先生为这些人煞费苦心，还送他们出国。在当时做这方面的工作几乎没法想象，但林先生很执著。一次中国史学会开会，林先生提到自己的事业，就一一介绍派出国的学生和所学专业。其他老先生不耐烦了，但林先生依然兴致很高。可见他是为了事业培养学生。80年代成立了不少世界史研究机构。今天，林先生创办的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还在发展，但其他机构大多不在了。一个事业办成很难，但消亡很容易。请教育部和社科司的领导、各大学的领导注意扶植。现在东北师大的领导很重视古典所，我希望古典所继续光大。第二点我想谈的是，林先生好辩论。在80年代初，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世界历史卷，林先生发言滔滔不绝，非要说服别人。吴于廑私下讲“林公好辩”。我也跟他辩论过。一个人的缺点和优点是同在的。林先生认准一个道理，绝不让步。这个精神很好，也是优点。总之，林先生的学问和事业心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
侯建新（天津师范大学）：
以上发言的各位先生都是我的师辈，作为晚辈我没有资格发言。我跟林先生没有直接交往。林先生在我们这辈人心里是一座山，“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通过读他的书，通过了解他的作为，我有两点感受。一点是他的事业心。林先生成立研究机构、筹谋研究经费，是为了做事情，为了培养人才。这表现了他宽阔的胸怀和对事业的追求。林先生被称为教育家，当之无愧。80年代他选送学生郝际陶到希腊。郝际陶回国，行李先抵达天津港。我和王敦书先生一起去取。其中一只箱子破损，散出大批信件。王先生讲，那是林先生跟郝际陶的通信。两人通信非常密集，可见一位老师对学生细心的关怀、事无巨细的指导。在这方面，林先生可以称得上一面精神的旗帜。再一点是他对学问的探求。这种追求真理的精神体现在他的论辩文章中。林先生80年代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城邦制度的文章，还有80年代末以来对“封建”概念的梳理，我印象深刻。无论与他的观点是否一致，他对学问的探求、对真理的追求是值得钦佩的。现在的研究条件，较之林先生那时改善太多。但在这种情况下，林先生的事业心、他对学问的探求，就更值得我们缅怀和继承。因此，今天东北师大举办这个会非常有意义，不仅是一套文集的出版，一个奖项的确立，而是更重要的是体会和弘扬一种精神。
李岩（中华书局）：
我80年代中期在东北师大读隋唐史的研究生。非常有幸，能够时时仰望林先生的学术和身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林先生对学生特别关爱。他每天很早就到学生宿舍敲门，催促他们锻炼和学习。林先生对学科建设的贡献是卓著的，特别对东北师大历史学科的建设、藏书的建设。在座的出版界代表中，我毕业于东北师大中国史专业，商务印书馆于殿利总经理更在东北师大古典文明班学习过。作为出版人，我只表达一份态度：希望尽心尽力地把老一辈学者的学术成果完整地呈现出来，为历史学科的建设、学术文化的弘扬，做出应有的贡献。
